公田买卖－南宋的土地财政

在蒙古崛起之前，很多人都以为南宋的经济状况是当时全世界所有政权之中最好的。最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南宋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全世界各国财政收入的60%。但支撑这一说法的理论依据，大多来自于和平时期的财政收支表。事实上，在连年战乱的背景下，南宋的财政状况只能用“捉襟见肘”来形容。要改变这个局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与蒙古媾和，以每年二十万缗的“岁币”（相当于人民币1340万左右）来买一个“和平年代”。这笔“保护费”，如果能换来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甚至边境贸易，应该还是划算的。但这条路又偏偏被身为“国舅”的贾似道给堵死了。

根据《宋史》的说法，贾似道从公元1246年起便在南宋大军区出任军政一把手（京湖安抚制置大使）。不过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自己在临安的人脉，解决驻地军队的粮饷和军费问题。1259年九月，忽必烈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昌)，十一月，进攻鄂州城，身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贾似道，必须在鄂州城下直面蒙古兵锋。朝廷从各大战区调集精兵强将驰援鄂州，在这些沙场宿将的眼中，毫无作战经验的贾似道并没有威望。宋代笔记《钱塘遗事》说，在襄樊战场上击败过蒙古军队的襄阳知府高达，一度令贾似道下不了台。贾似道前往其所负责的汉阳战区督战，高达当面嘲笑他：“你一个戴高帽子的能干什么？！”在口头嘲讽之余，每次与蒙军交锋，高达都故意派人去请贾似道出场，并让部下到他的指挥部门口起哄。对于这场闹剧，曹世雄、向士璧等其他将领也始终保持着“强势围观”的态度，连日常的军务也不向贾似道汇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一切生存所需，皆从土地而来。脚下的三分地，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全部希望。然而，面对外族虎视眈眈的觊觎，南宋政府连年备战，财务吃紧，于是开始用买卖“公田”的办法，从农民的土地上获利。图为宋人作品《耕获图》。

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时任左丞相的吴潜要求贾似道将指挥部转移到长江以南的黄州。这使得急于撤军争夺汗位的忽必烈所派出的使节没有见到贾似道本人。蒙宋之间的“鄂州之盟”并未来得及敲定，便在“俟它日复议之”的论调下匆匆结束了。而贾似道在后来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所谓的“和谈”，只是简单的宣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宋理宗也没有深究，一番封赏后，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战争宣告结束，贾似道开始整治那些在鄂州战役中对自己颇不友好的军中悍将。他的手法很专业——在各大军区推行名为“打算法”的财务审计。南宋连年与金、蒙两大强敌交手，无限膨胀的军费开支令国库几近被掏空。各地统帅在中央拨款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况下，越权挪用地方财政收入，也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在全面细致的“打算法”面前，那些屡立战功的悍将，自然成了贪渎枉法、中饱私囊的典型。首先倒霉的就是高达和曹世雄。前者被开除公职，后者被逼死狱中。被指控挪用公款最多的是当年死守潭州的向士璧。在潭州攻防战中向士璧不仅大量招募民兵，还每天上城慰劳兵卒，这几项花销远远超过朝廷所给予的军费预算。其实向家还算比较富裕，当年曾主动捐献家财百万以供军费。但是过去的主动捐赠并不能抵扣今天的客观挪用，最终不仅向士璧本人死在了狱里，连妻妾也被抓去顶账，可以说是惨绝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