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慈禧“训政”折出笼的前后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上了一道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于是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导致了变法的失败。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怀疑它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太后党的一个阴谋。

史载，光绪廿一年（1895）授御史的杨崇伊，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强学会被奉旨查禁。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职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杨崇伊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戊戌变法期间，李鸿章被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呆在北京贤良寺冷眼观世，对变法派很不以为然。杨崇伊实际上也受了李鸿章的很大影响。

自慈禧发动训政诏书再度临朝后，她已成了大清国中最有权力的人。这幅年画描绘了慈禧举行七十大寿庆典的当天，各国使节前来贺寿的热闹场景。

自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后，在短短的100多天中，光绪接连发布了100多道新政诏书，这些变法诏令受到了维新派和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所谓“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但仅凭一个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所颁发的雪片般的诏令，即想在短期内改变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社会，将之纳入近代化轨道，谈何容易！掌握中央和地方实权的大员，除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外，几乎没有人执行变法诏令，束之高阁还算好的，绝大多数是群起反对。变法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对当时社会形势略微有所了解者，对此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但大感意外，而且非常气愤。他像所有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归结为是慈禧的太后党捣乱。维新派看到他“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实际他早已丧失理智，不再考虑策略，一味色厉内荏、咄咄逼人地向太后党开刀。集中表现为：抛开现行体制另起炉灶。9月4日，光绪将礼部原六堂官全部罢黜。9月5日，超擢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为四品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并免去李鸿章、敬信在总理衙门行走等。这种做法操之过急，过早地激化了矛盾，无疑是向慈禧发出挑衅，导致太后党分子向他动手。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太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以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